[20]在实际的讲课中，他尤突出这个关联问题的讨论。

从这种哲学玄理式的探讨方式看，可以明白他对《列子》中《天瑞篇》多说，而对其他几乎不说的缘由。杨朱问题既与生（死）问题有关，又与解脱问题有关。

然而，无论是哪种玄学，实际都解决不了汤用彤自己的人生问题。四、未完的问题：贵无与崇有的矛盾人生 汤用彤是近现代中国学术的重要一员，对于当时知识分子面临的种种问题有深刻体验。万物以此 principle 而生，万物的 principle 就是自然，自然自尔。这种特点，汤用彤在讨论人生哲学时有独到分析： 受世界之束缚乃在心，心若能放任，自无世界之束缚。在此层次之内，即玄冥之境。

[5]《汤用彤全集》第4卷，第78页。在《言意之辩》一文中，比较郭象注与张湛《列子》篇名之注的方法问题[8]。1875年8月初，应李卜克内西的请求，在恩格斯的参与下，马克思花了相当的精力对小册子作了修订，题目就确定为《资本和劳动。

以劳动社会化为主导的劳动、资本、国家三元结构，必然导致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早在从战时共产主义转向新经济政策道路时，列宁就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国家垄断制的根本局限： 为什么我们需要以实物税来代替余粮收集制呢？余粮收集制是以征收所有的余粮，建立强制性的国家垄断制为前提的。按照马克思的思想轨迹来把握劳动、资本、国家三元结构论，就成为理解其现代史观的思想红线。那些相继争夺统治权的政党，都把这个庞大国家建筑物的夺得视为胜利者的主要战利品。

资本原则主导下的市场经济，其历史作用有相当明显的二重性：一方面，它是推动劳动社会化、交往普遍化的强大动力，有力地推动了工业化、市场化、全球化的加速度发展，显示出资本历史作用的文明性、进步性一面，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大发展。)[2](P249) 苏联模式的重要历史教训就是，在实行经济改革转向新经济政策的道路上，以市场经济为基础之后，却没有按照马克思巴黎公社原则、列宁政治遗嘱进行相应的政治体制改革、国家制度创新，于是在20世纪30-50年代形成了传统计划经济的苏联模式，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后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战后时代，蜕化为脱离时代、脱离群众、脱离劳动的僵化模式，根源正是固守国家垄断制。

[6](P191，192，193) 铁血首相俾斯麦，在19世纪中期确实利用德意志民族统一国家作为杠杆，使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曾经严重滞后的德国一度后来居上。换句话说，也可以叫两个解放：生产力的解放，劳动者的解放，简称人的解放。另一方面，资本本质上又是一种社会关系，造成劳动异化、知识异化、人的异化乃至社会全面异化，金钱关系成为统治一切的畸形社会关系，因而资本绑架国家、宰制劳动，造成两极分化，成为历史必然趋势。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

中国改革，成就何在？就在于我们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尤其是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与党的十四大以后近26年间，从根本上突破了传统计划经济的苏联模式，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道路、新体制。在当前中国发展的关键时期，我们必须坚决审慎地防止改革与发展走上这样一条老路、歧路、死路。这种哲学只是企图以新的等级制度来代替旧的等级制度。马克思博士说：绝无此事。

传统计划经济的苏联现代化模式，本质特征是国家垄断制基础上的国家主体论，或称国家主体化，只是形式上简单化地消灭了资本，劳动群众、劳动集体全成了消极被动的客体。我们认为，晚年马克思不仅没有中断或放弃对《资本论》的创作，而且有从四卷构想向六册计划复归的意向，资本论—国家论—生产关系国际化—世界市场与世界历史是其走向新综合的新轨迹。

为此，马克思也同布朗基的革命家暴力专政主义展开论争。既然他们没有勇气像法国工人纲领在路易—菲力浦和路易—拿破仑时代那样要求民主共和国，——而这是明智的，因为形势要求小心谨慎，——那就不应当采取这个既不诚实也不体面的手法：居然向一个以议会形式粉饰门面、混杂着封建残余、同时已经受到资产阶级影响、按官僚制度组成、以警察来保护的军事专制国家，要求只有在民主共和国里才有意义的东西，并且还向这个国家庄严地保证，他们认为能够用合法手段从它那里争得这类东西。

由于莫斯特理论水平的限制，其中有很多理解不当的地方，而当时读者特别迫切地需要这样的通俗读本，且此时仅此一本。这个新视角有助于我们重新厘定分歧实质。工业的迅速发展，特别是交易所欺诈事业的迅速发展，把一切统治阶级都卷入投机的旋涡中。比如刚才讲的分配问题。它本身已经创造出一种新的经济制度的因素，它同时给社会劳动生产力和一切个体生产者的全面发展以极大的推动。[3](P392，393) 马克思是用劳动二重性原理来分析资本历史作用的二重性的，因而在指明资本对现代化动力作用的同时，也指出了其在社会关系上的社会实质、历史弊端和要害问题。

因而改革的实质是双重的：突破国家垄断制。但是，现代民族国家的范围，例如德意志帝国，本身又在经济上处在世界市场的范围内，在政治上处在国家体系的范围内。

富尔德一上任，政府的主动权又回到了金融贵族手中。无论是西方流行的自由主义还是中国古代传统国学，都不能科学地说明现代复杂社会系统中劳动、资本、国家三元结构关系问题，无法指引我们开创劳动主导的中国现代化新体制、新道路。

而这种国家负债状态的原因何在呢？就在于国家支出始终超过收入，在于失衡，而这种失衡既是国家公债制度的原因又是它的结果。在法国，国民生产水平与国家债务相比是低得不相称的，国家的息金是投机生意的最重要的对象，而交易所是希图以非生产方法增殖的资本的主要投资市场，在这样一个国家里，整个资产阶级和半资产阶级中的数不尽的人，不能不参与国家的借贷活动、交易所投机生意和金融活动。

蒲鲁东经济主义的问题症结在于根本忽视所有制与国家制度这两项制度创新，也无视劳动与资本关系的根本变革，仅仅拘泥于经济主义的改良措施，如实行信用改革计划，开办人民银行，发行劳动券以代替货币流通，发行无息贷款，一切产品根据劳动数量实行直接交换。要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来解决这些问题。而德国工人则支持在俾斯麦铁腕领导下，在普鲁士专制国家制度框架下加速实现德国统一。也许在1848年以前，当英国人所谓的德国资产阶级刚刚获得应有的发展的时候，他们是这样的人。

我们知道，商品表现社会生产的各种规定，但是社会生产本身是前提。二是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或叫人民民主专政。

即使在发达的社会中，这些多余的产品同样会作为直接现成的商品世界而出现在社会表面上。它只是用新的阶级、新的压迫条件、新的斗争形式代替了旧的。

1660-1688年，王朝复辟，反对民主，恢复君位，查理二世恢复了大地主在封建中的统治，1685年詹姆士二世更变本加厉。1864年6月3日，马克思在致恩格斯的信中揭示了这种复杂关系的奥妙所在： 当我看伊戚希的《雇佣劳动和资本》时，我不止一次地问自己：这是怎么回事。

我一直相信，他是最进步的观点的代表。蒲鲁东的结论是，打倒政党。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因此，只有资本才创造出资产阶级社会，并创造出社会成员对自然界和社会联系本身的普遍占有。

这就是它的孤立性，公社与公社之间的生活缺乏联系，而保持这种与世隔绝的小天地，并不到处都是这种类型的公社的内在特征，但是，有这一特征的地方，它就把比较集权的专制制度矗立在公社的上面。国家制度创新滞后，不仅是现代化过程中的德国病，而且在英国、法国也普遍不同程度地存在：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后的反复复辟现象，18世纪法国大革命后共和与帝制的苍黄反复，实质上都是源于国家制度创新的相对滞后。

马克思的基本思路是，立足劳动社会化的自然历史进程与时代发展大势，加上工人阶级政党的思想政治领导权，采取深入具体系统的组织工作，实现经济上所有制—政治上国家制度这两大制度创新，从而达到创新国家、引领资本，建构以劳动为主导的劳动、资本、国家现代新型三元结构。最终还是宰制了劳动，严重压抑了广大劳动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使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难以在和平发展时代真正充分发挥出来。

而这需要建构劳动主导的三元结构，其中最关键的是要打破资本主导、绑架国家、宰制劳动的资本主义体系现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上也是人民主体论的社会主义、造福人民的社会主义。